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，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。土地归农民所有吗，工厂是否涵盖个人？是想集体富裕，还是想小康？刘庄面临着痛苦的选择。史来贺反复研究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，回顾了刘庄的发展历程。他得出的结论是，分裂是不利的，但联合是强大的。从刘庄自身实际出发，成立农工商联合会，实行“综合管理、专业生产、分级管理、奖惩结合生产”。在争论中，刘庄人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史来贺的决定和刘庄的选择是正确的。史来贺当上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后，总是先想到群众，宁肯吃亏也不让群众吃亏成了他多年的习惯。1965年，他当上了县委副书记，县里开始给他发工资。这个时候，刘庄的分配水平不高，史来贺把工资从县里交给村里，像村民一样拿分。刘庄的分配水平大大提高后，史来贺放弃了村里的分配，到县里领工资。有敬业的人给史来贺做了一份《1977-1990年史来贺和刘庄同等劳动年收入对照表》，从中可以看出，仅这14年，就比刘庄同等劳动少挣了25000多元。1976年，史来贺带领村民自筹资金，为每家每户建了一栋两层小楼。历尽艰辛，第一批新房建好了。村民们希望做出最大贡献、为盖房子发愁的史来贺先搬进去。史来贺召开全体会议说，“搬新房时，先群众，后干部。有住房困难的群众先搬。”就这样，建一批，动一批。直到六年后，史来贺才和最后五户人家一起搬进了新房子。20世纪70年代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，给史来贺所在的刘庄村的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活力。时任刘庄村村支书的史来贺，面对集体经济的落后和村民的贫困，肩负起带领全村治穷致富的重任。改革开放后，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。当时他正值壮年，两个儿子都是天下英才，天下社会。他的父亲、儿子、妻子都能轻松致富，甚至有人预言他会成为中原的富翁.他说，“人富了，大部分还是穷，吃不好，躺在床上睡不好。集体搞得好，群众就富，个人就富在其中。”多年来，他让每天晚上睡觉前给村里300多户人家“看电影”成为一种习惯。刘存民说：“我们村集体致富，不漏一家。谁不能住在村子里？老石不得不帮一把。尤其是困难户，我怕他们过不去。”他最关心的是病人、老人、孤儿寡母和残疾人。连在刘庄上班的外地合同工都感叹，“平时谁管这些穷人？人们不愿意听别人在背后议论。他们在刘庄是有福的。”为了让刘庄人尽快富裕起来，沐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，史来贺带领村民先后创办了食品厂、造纸厂、淀粉厂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这些工厂迅速为刘庄积累了大量财富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刘庄的发展进入了快车道。史来贺和村班子成员反复考察，引进高科技生物工程项目，在刘庄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以肌苷生产为主的生物制药厂。经过几年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和技术创新，刘庄制药厂已跻身